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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休无止地持续着。张闻天已经年近七十,高度近视加白内障,血压高达200/120,心绞痛不时发作。但是,他不能休息,也得不到治疗。无论风沙扑面还是烈日当头,他都得怀揣月票,手提书包,在如潮的人海中,倒换两次公共汽车,赶到经济所去接受审问、批斗。批判、斗争在1967年夏季中央文革发动包围中南海揪斗刘少奇的日子里达到了高潮。1967年7月26日,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联合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彭德怀、张闻天等人。会前,周恩来派人向红卫兵头头传达几条规定:不许坐喷气式,不许搞逼供信,不许游街,不要武斗。红卫兵头头根本不听。他们是受林彪、江青操纵的,是听命于中央文革的。他们传达和执行中央文革的指示: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在大会上搞了喷气式,狠狠斗了一场不算,还在会场出口处组织一批打手,对面而立,形成甬道,每人向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猛击一下。张闻天被打得满头满脸青包紫块,当场昏厥。幸亏两个解放军战士眼疾手快,把他拽上了卡车。卡车开动,风吹起来,张闻天才苏醒过来。还有一次是突然袭击。这是配合着8月16日《人民日报》公布1959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 (摘要)》而进行的。8月21日半夜,忽有一批人逾墙进宅,直闯张闻天、刘英卧室,把他们揪走。直到在一个房间坐定,才知道到了外交部大院。天亮后造反派带张、刘二人到食堂吃早饭。刘英对着稀粥一动不动,张闻天悄悄说:“快喝点,不然顶不住。”喝过稀粥,造反派就押着张、刘二人在外交部大院内游斗,他们被揪扯着,跑步上下楼,把外交部大小办公室、宿舍楼几乎游斗遍了。下午再开大会斗争,张闻天受尽摧残。刘英陪斗,同时受罪。大会开到5点结束,又将张闻天等人押在一间房里。造反派提审,硬逼张承认陈毅是他庐山发言的后台。张闻天坚决否认,说他的发言完全是自己的思想,与别人无关。搞到天傍黑,张闻天和刘英才回到家里。张闻天抚摸着刘英的手,关切地问她:“顶得住吗?”刘英宽慰张闻天说:“你看,这不是顶住了吗?”张闻天端详了一会,看刘英神色确还可以,就说:“你顶住了,太好啦。批斗的时候我老是想着你,又不能看你,真怕你身体吃不消啊。”刘英听他这么说.不由得眼圈都红了。这一对在长征的艰苦岁月中相爱的老革命家,想不到竟被造反派当成了侮辱和体罚的对象。此时此刻,他们真如涸辙之鲋,只能相濡以沫了。在那失落了人性的所谓“革命大批判”浪潮中,张闻天的人身安全毫无保障。他成了造反派随意摆弄、争相显示“革命”的工具。当时“造反”已经同“夺权”联系在一起,有野心的造反派头头和幕后人物,要捞取政治资本,制造权势,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狠狠斗争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毛泽东这时虽再三呼吁“联合”,要求制止“武斗”,一时也难以控制局面。在这样的形势下,张闻天之受尽折磨,真可以说是在劫难逃。这时的张闻天,老而病,侮辱加上拳脚,其痛楚非常人所能忍受。然而他默默地忍受着,坚强地挺住,没有流露出一点消极悲观。他不厌其烦地写那些所谓“交代”、“检讨”。一方面,他不能不按当时的流行文体给自己上纲上线,扣上一顶又一顶帽子,另一方面,又写明事实真相,说明原委,对一些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决不轻易放弃自己的独立见解。如果抛开那些空洞的“帽子”、夸张的言词,那么,这些“交代”、“检讨”涉及的史实和思想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在1967年8月28日交出的一份所谓“认罪书”中,张闻天概括庐山会议前后自己的基本思想是:“认为我国农业、手工业合作化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因而以后的任务,就不再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只是社会主义建设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和需要的矛盾,因此,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解决这个矛盾,即发展生产,满足需要。”他分析自己在这种基本思想的指导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有以下6条主张:1.强调发展生产力,即把“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把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这是把经济放在第一位。2.强调改善人民生活福利,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在物质生活水平上,进行“和平竞赛”。3.强调利用物质刺激,即利用工资等级、奖金制等,来刺激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生产积极性。4.强调价值规律及其他经济规律的作用,强调一切生产计划都应服从于经济规律,而不是使经济规律服从于生产计划;强调用经济方法去领导经济;以及强调经济核算、利润指标等等。5.在生产管理上,强调厂长、工程师、专家等的集中管理,反对在生产中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不断破坏“旧制度、旧规章”;从此也强调了要向资产阶级管理生产的经验学习,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6.主张“平衡论”、“按比例论”、“生产渐进论”,反对“冒进”,反对大跃进。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文化大革命”中,张闻天这些探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基本规律的思想、观点,被说成是同党的总路线针锋相对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其目的是要反对和修改总路线,把高速度、大跃进的总路线引导到稳步渐进的路线上去,结果是不要群众运动,取消大跃进云云。【219起“接待”】张闻天在被反复进行大会批斗的同时,还几乎天天接受中央机关和全国各地许多单位造反派的提审、质问、调查。据张闻天1967年11月27日递交的一份“接待总结”统计,自1967年1月24日至11月17日不到10个月时间里,他接受审讯、回答问题,或写出材料,或在记录上修改、签字,累计为219起。调查材料大致是以下七个方面:个别干部的历史情况,留学莫斯科期间的情况,刘少奇与白区工作,东北情况,庐山会议情况,外交战线及国内政策。不论造反派怎样辱骂、恫吓,不论怎样诱、套、哄、逼,他总是认真回忆,据实回答。涉及党内历史情况,干部的是非功过,他不管外界的舆论和压力,也不论这个干部同自己的亲疏远近,总是负责地说明情况,谈自己的看法,决不乱说,从不诿过于人。有时还同调查、审讯者争论起来。常常有造反派对他的交代不满而厉声呵斥,张闻天总是不紧不慢地说:“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你们要我说的那些情况,我不知道。”即使因此而遭到拽扯、推搡以致殴打,他也毫不动摇。材料都用复写,一份交出,一份自存。保存下来的这些材料,显示了张闻天坚定、正直的人格。这里顺着时间次序摘录几条:3月13日,中央财经学院“批判陈云联络站”向张闻天调查陈云的历史情况。3月20日他把写的《对陈云的看法和回忆》交出。材料中说:“我觉得陈云工作比较踏实,有办法;作风谨慎稳当,比较能团结和使用干部”,“对陈云的印象是好的”。他同陈云的经济思想,“在其基本点上,是相同的”,主要是:为了满足群众的物质要求,就必须发展经济,增加生产,要重视物质刺激的作用,强调对生产的自上而下的集中管理,注重技术措施,强调平衡,坚持稳步前进。陆定一在“文革”前就被打击,“文革”开始中宣部被诬蔑为“阎王殿”,部长陆定一被说成“大阎王”,还怀疑他的党籍。张闻天于6月13日向中央办公厅来人交了答复陆定一党籍问题的材料。他毫不含糊地证明,30年代初陆定一被开除党籍是一桩冤案,当时就已纠正。材料中谈到:1932年团中央被破坏事曾怀疑同陆定一有关,因此陆曾受开除党籍处分;后经审查,证明此事与陆无关,是一错案,即撤销了处分,恢复了党籍。负责审查的是当时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6月20日,张闻天把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要他写的关于陈毅的材料交出。他明确地写道:“我知道陈毅对毛主席关于外交政策的指示是执行了的。他对毛主席是表示尊重的。”“我觉得陈毅对总理是尊重的,同总理的工作关系,也是很密切的。”江青、康生等妄图利用1932年2月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反周恩来。辽宁大学的造反派就此于11月20日质问张闻天。张闻天斩钉截铁地回答,所谓伍豪(周恩来)在1932年发表反共启事一事,“纯系捏造。我同康生、陈云等看到后,一笑置之,因为一则伍已去江西;二,伍绝不会做这样的事。”张闻天写的材料还涉及杨尚昆、彭真、李先念、李维汉、王稼祥、彭德怀、乌兰夫、宋任穷、李立三、伍修权、吴亮平、孔原、王鹤寿、徐冰、宋一平、曾涌泉、姚依林、程子华、吕正操、刘澜波、王观澜、孙冶方、姬鹏飞、张琴秋、李伯钊、李培芝等许多同志。张闻天在自己不断挨斗蒙受不白之冤的时候、以确凿的事实,证明许多同志的清白,是令人敬仰的。
[导读]商务部有意闯入启动已久的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3月中,该部向国务院呈交了一份调研报告,指向“以药养医”的医疗制度痼疾,请缨参与改革,并阐述了其参与医改的计划与实施路径。青岛开发区长江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房在给病人取药。俞方平/东方IC 商务部有意闯入启动已久的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3月中,该部向国务院呈交了一份调研报告,指向“以药养医”的医疗制度痼疾,请缨参与改革,并阐述了其参与医改的计划与实施路径。报告调研了北京、上海等地零售药店情况,建议以北京、上海等地作为试点,关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房,允许患者凭处方到社会连锁药店自行购药。事实上,早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已明确提出,医改方向要实现四个分开,即“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其中医药分开被看作切断以药养医的重要切入点。然而,新一轮医改启动至今已有三年,医药分开的推进始终阻力重重。一些城市尝试在医疗机构内部将行医和卖药分开。如南京通过药房“托管”的形式实现医药分家,试图以此遏制医生为收取药品回扣开大处方的行为;芜湖作为首批医药分开的试点,一度将市属八家公立医院的药剂科划归新成立的“药品管理中心”,将医与药分别核算管理。业界专家指出,上述模式并不治本。要杜绝“以药养医”,须将医院药房彻底剥离,实施“医药分业”,即推动二者彻底分化为两个不同的行业,让医生无法通过开方获取药商的回扣。零售药店从中看到了巨大的市场。2010年起接管药品流通行业管理工作的商务部,也由此成为力主推动医药分业的主力军。北京医保全新大药房总经理李庆福告诉财新记者:“药店是目前医疗体系中非常边缘的一个环节。商务部作为药店流通行业的主管部门,一直都在寻找机会,让医药商业终端做大做强。”商务部出招此次递交报告并非商务部首次动议医药分业。据一位曾参与起草商务部《药品流通行业“十二五”规划》的医药行业协会人士透露,早在2011年上述规划的征求意见稿中,商务部已提出医药分业,表示要在公立医院改革和鼓励社会力量办医疗机构的新形势下,借鉴国际经验,探索医药分业。具体措施是推动医疗机构门诊药房社会化,而新建基层医疗机构则不再设置药房。征求意见稿提出,医疗机构要“允许患者凭处方到药店购药”,医保主管部门要加快赋予符合条件的零售药店医保定点资格。所有符合GSP(药品经营企业质量管理规范的缩写——编者注)标准的药店自动获得处方药销售资格和医保定点资格。然而,在相关部委对规划进行讨论会签时,上述内容未能在部委间达成共识,最终被删除。前述人士告诉财新记者,主要的阻力来自卫生部门。卫生部部长陈竺曾数次在公开场合提及,所谓医药分开,是指医药购销的利益和医院的医务人员的行为分开,而非“把药房搬到医院外面去”。商务部最终于2011年5月5日发布的《药品流通行业“十二五”规划》含蓄写道,在已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取消以药补医的基层医疗机构,特别是周边药品零售配套设施较完善的城市社区医疗服务机构,可率先探索医生负责门诊诊断,患者凭处方到零售药店购药模式。但推动药房社会化并非没有机会。一位接近商务部的人士透露,大约在今年1月中旬,国务院有关领导研究2012年医改方案时,曾问询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取消以药补医、实行药品零差率的基层改革即将在全国300个试点县推行,这是否将有损药品流通行业发展?”商务部随即召集专家研讨。中国药学会医药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宋瑞霖是最初参与研讨的专家之一。“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们认为,基层医疗机构没有必要设置药房。药品已经是零差率销售,不能为医疗机构带来利润,反而成了医疗机构的包袱,不如直接让社会药店销售,还可以节约资源。”宋瑞霖说:“另一方面,药品零差率仅仅切断了医院和药厂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切断医生和药商之间的关系,医生个人的‘回扣收入’仍然存在。我们建议让医药彻底地分开,也就是分业。”基于上述判断,商务部有关人士春节前向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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